其实，“同志”这个现代词汇的出现和“gay”这个舶来品的引进究竟都始于何时，并非是了解这个男同发展历史的关键，因为在古代中国，有着这个同指事物的太多替代词汇，如“龙阳之好”、“断袖之癖”、“分桃”、“男风”、“男色”、“外嬖”等等。中国的男同发展史不仅绵远流长，而且曾数次繁兴昌盛，绝对大出现代国人之料，其尺度之大、范围之广、社会认可程度，似乎较现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起源：黄帝是第一人？
男同现象究竟最早源于何时，目前尚未定论。据清代著名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法，娈童（即男同）之风源自人类始祖黄帝时期。然而，鉴于黄帝在历史中的真实存在性待考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家有将所有难以确认起源的事物都归根于黄帝的传统，此说似乎大有可疑。其实，中国男同最早见诸于史端是应在殷商时期。《尚书·商书·伊训》中讲到“三风十愆”的不良社会现象（三风，巫风、淫风、乱风；十愆，舞、歌、货、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并指出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其中，“比顽童”即玩弄男童，搞同性恋。伊尹老先生忧心忡忡的指出“比顽童”之风的危险后果，似乎由此可以推断，男同现象不仅出现得早，而且似乎一开始便势头强劲。
先秦时期：男风繁兴
先秦时期是中国男风现象的第一个高潮。在西周时期民间的诗歌当中，充斥着赞美男风现象的诗句。比如《诗经·郑风·子馻》一章中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的词句，可能都和男同现象有关。
逮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力争，社会局势的极度动荡，却也迎来了文化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与多元自由，表现在婚恋观方面更是明显，不仅女子在婚姻方面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就是对男风现象也表现出更大的宽容，甚至是推崇。此一时期，对男同现象的记载多见之于各国宫廷活动当中。这些沦为玩物的美男，往往利用诸侯王公的恩宠恃宠骄纵，比如卫灵公时期的弥子瑕，不仅私自乘坐国君的车马，而且还将自己吃剩下的桃子让给卫灵公吃，而卫灵公却认为弥子瑕是“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分桃”作为男同代名词便是源自这则记载。
更有甚者，男同公然干预朝政、祸乱国事的记载也是不胜枚举，深为儒、法等家学说大加挞伐。如《韩非子》中说，国君如果“爱臣太亲，必危其身”。究其原因，就是那些通过色相获得宠爱的臣子会使用奸术惑乱君主。而这种奸术就是“同床”：“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见《韩非子·八奸第九》）比如晋献公的男嬖梁五、东关五与骊姬诬陷诸公子，扰乱朝政，终致晋国“五世之乱”；晋厉公时期的男嬖胥童、夷阳五和长鱼矫乱政，与卿大夫开战，灭郄氏，劫持栾书、中行偃，最终引起卿大夫同盟群起而攻之，最终不仅三人遭到诛杀，就是厉公也因此遇弑。类似的情况在燕国也发生过，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
对男同的喜爱之所以被称为“龙阳之好”，也是源自于这个时期。龙阳君不仅是战国时期的剑术高手，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魏安釐王的男妾。此君凭借姣美的容颜，公然专宠魏王（“拂枕席”），甚至对国王选纳美女一事“争风吃醋”，以至于最后魏王为安慰龙阳君受伤的小心脏，乃下令“有敢言美人者族”，真是令人眼镜大跌。这则记载见之于《战国策·卷二十五·魏四》，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读。
西汉时期：诸帝皆断袖
秦帝国时期，以法家思想治国，政刑尚严酷。由于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男风干政现象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所以在有关秦帝国时期宫廷政治的记载中，不见有男风现象的确切记载。至于在民间是否继续流行，考虑到秦对地方的严密控制和刑罚的残酷性，似乎可以推论，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压制的。
秦帝国仅仅十余年时间便走进历史，继秦而起的汉朝改弦更张，初期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社会风气为之一缓，于是被压抑的男风遂再度兴盛，不过主要还是流行于宫廷王公之中，在民间似乎尚未普及。帝王将相对男宠的喜爱活动公然见诸于史端，比如汉高祖刘邦朝的籍孺，惠帝朝的闳孺，文帝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朝的周仁，武帝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昭帝朝的金赏，宣帝朝的张彭祖，元帝朝的弘慕、石显，成帝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朝的董贤等，不胜枚举，真是诸帝皆断袖，未央兴男风。其中，以汉哀帝与男宠董贤之间的故事最为世人所知。汉哀帝常常与董贤“同榻而眠”，端的是如胶似漆，甚至于达到想要让位的程度。“断袖之癖”作为男同现象最具代表性的代名词便是来源于这则记载，有兴趣的可以翻阅一下《汉书·佞幸传第六十三》。
不过，在新莽及东汉时期，男宠现象在历史的记载中似乎绝迹，可以推测是礼教的约束开始起了作用。唯一有重大“嫌疑”的是东汉桓帝与张让，但考虑到张让的宦官身份，这一则似乎很是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