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电影有很多可能的作为，我们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为了这件事，我们在此签下我们的名字，不仅在这个宣言上和其他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将在未来的时刻，从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支持‘另一种电影’。”
这是1987年2月，一群新世代的台湾电影工作联署的电影宣言。这群人在过去几年创作出和以往在主题和美学上截然不同的电影——在这个宣言中，他们描述这些电影的特色是“有创作企图、有艺术倾向、有文化自觉”，后来这些电影，甚至这场运动，被称为“台湾新电影”。
近来，侯孝贤深受注目的电影《聂隐娘》因为即将上映而引起讨论风潮，而同时新出版了一套书与纪录片《光阴的故事》讲述三十年前那场改变整个华人世界的台湾电影运动。
侯孝贤就是属于台湾新电影运动最重要的名字。1982年，中央电影公司邀请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等三位新生代导演共同合作执导四段式集锦电影《光阴的故事》。1983年中影又推出由吴念真改编自黄春明小说的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由侯孝贤、万仁、曾壮祥三人执导三段故事。这两部电影，这些人开启了台湾电影的革命。
那时的台湾正从美丽岛事件过渡到解严，也正在经历都市化与现代化的转型，时代正在燃烧，新的社会力不断在冲撞与抵制旧体制。这一群优异的年轻电影创作者：杨德昌、万仁、柯一正、张毅、陈坤厚、王童还有幕后的小野、吴念真、詹宏志等，用写实主义的精神、用更新的语言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压抑与解放、荒谬与灰暗。他们试图探究一个正在汹涌转变的台湾，挖掘岛屿自身的历史与认同。（同时期，罗大佑唱出《台北不是我的家》和《亚细亚的孤儿》）。
当时在中影工作的小野说：“我们一定要在所有人冲出来之前做点什么，不然我们就会被那些疯狂冲出来的人群和那个即将来临的狂飙时代给踩在脚底下……在大家还没有冲破牢笼之前，我们先用电影起义，用电影革命，用电影告诉全世界，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谁？”
台湾新电影的影响不只在台湾，也对中国大陆和全世界的电影创作者都有不少影响。贾樟柯说，“台湾新电影作为一个浪潮、一个电影运动，给我非常大的改变和启发，让我看到电影与现实生活、个人经验与记忆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日本知名导演是枝裕和说，“八零年代的日本电影中，尊敬的导演也有好几位，但是从没有一位像侯导一样，让我想拍他那样的电影。”知名西方影评人Tony Ryan说，台湾新电影“在文化、思想以及批判理论上，都贡献巨大。”
然而，虽然那个电影宣言呼吁从政府政策到影评与大众都要更支持“另一种电影”，但这部宣言却几乎成为这个运动的墓志铭，杨德昌在日后回顾都说，那是一个结束的开始。因为此后，虽然台湾电影出现更杰出的作品——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或者杨德昌的《一一》，但所谓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反而逐渐告终，此后的台湾社会对于这“另一种电影”也没有给予更多的支持。九零年代到二十世纪前十年的台湾电影，几乎是萎靡到谷底。直到2008年之后，《海角七号》和一部部台湾电影，才让观众再度走进戏院观看。
今日，台湾电影创作者可能有了更好的技术、更多的资金，但也少了八十年代压抑下的冲动，全球化则让台湾本地特色逐渐淡化，两岸合拍片更可能限制了说自己故事的诱因。
《聂隐娘》为台湾电影再度在坎城拿下大奖，也可能会在电影票房上有不错的成果，但这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还是只是一朵短暂的昙花呢？
镜头快转到此刻，电影世界早已因为科技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甚至电影的本质都要重新被界定：人们越来越多在家中电视、在计算机、在手机上观看，这会如何改变电影呢？
侯孝贤的《聂隐娘》也是他个人有史来最大制作，最精致华美的影片，但这部武侠片比起张艺谋乃至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都更少特效和科技，而是回到侯孝贤所擅长的人的情感，以及悠远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