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德斯十问众大咖
诺兰、斯皮尔伯格、芬奇、韦登等大腕实力躺枪
当《帝国》杂志邀请萨姆·门德斯（《美国丽人》《革命之路》导演）客座编辑最新一期杂志的《007：大破魔鬼党》版面时，我们都预感他要放大招了。然而当他要求自行做些访谈时，我们完全没想到，他采访的竟会是好莱坞最大牌的一众导演。下方罗列的便是这些大咖性情各异的回复，刊登于《帝国》杂志11月刊，由我们的“邦德”导演亲自编排，非常有爱。
你曾在片场发飙并甩手走人么？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从没有过，也不觉得以后有可能。
大卫·芬奇（《本杰明巴顿奇事》《搏击俱乐部》）：没，但我曾在拍摄过程中清场，来单独跟一个或某几个演员谈谈人生。
李安（《色戒》）：我就只有一次“变身绿巨人” 。
埃德加·赖特（《僵尸肖恩》《热血警探》）：有次差点没忍住。当时是拍摄英国第四频道的《屋事生非》【译注：西蒙·佩吉主演的情景喜剧】时，我要连续拍分属于7集的15场戏，剧组人员全部是“新兵上任”，整个过程让我头疼得不得了。午饭休息的时候，我自己离开片场，走着走着就停不下来了。我找了个电话亭，打电话给我的制片人尼拉（尼拉·帕克），告诉她：“我忍不了了，周一你得找班新人马过来。”不过在她的劝说之下，我平息了怒火，又跑回去开工了。所以我从没真的在片场发过飙，但我会自己生闷气，气到不行。
阿方索·卡隆（《地心引力》《你妈妈也一样》）：有过，然而之后再回到片场时，只觉得自己是个蠢蛋。
乔·赖特（《傲慢与偏见》《赎罪》）：我很少发脾气，也尽量不提高音量说话，不过我经常自己气呼呼地离开片场。我会生闷气，甚至气到哭，但不会发飙。
保罗·格林格拉斯（《谍影重重2》《菲利普船长》）：有过一次，那时已经大半夜了，我在沙漠里拍摄一场对白很重的群戏，怎么也搞不定。于是我拿脑袋撞悍马车，哐哐哐十分钟后，神清气爽，就又继续耍了起来！
乔斯·韦登（《复仇者联盟》）：没有。我发过脾气，但都是小打小闹。某次在审看视效的时候，我几乎是无理取闹地生起闷气，离开了片场，但过了差不多一分钟，我就又跑回来了。
罗伯·马歇尔（《芝加哥》《艺妓回忆录》）：绝对没可能。
克里斯托弗·诺兰（《星际穿越》《盗梦空间》）：我试过一次，但发现根本没人鸟我，所以我就自己回来了。
史蒂文·索德伯格（《十一罗汉》《毒品网络》）：没有，但我确实有一次是带着满腔怒火开工，因为某个演员连续两天都在迟到。
索菲亚·科波拉（《迷失东京》）：呵呵，没有。
苏珊娜·比尔（《更好的世界》《赛琳娜》）：没。
亚历山大·佩恩（《内布拉斯加》《杯酒人生》）：操，没有。
乔治·克鲁尼（《晚安好运》）：没有过。因为不管怎样最后你还是要回去，到时候多没面子。
罗杰·米歇尔（《诺丁山》）：目前还没有。
你在片场最常说的话是什么？
格林格拉斯：“剧本/灯光/不管什么鬼都去死，只管拍！”
李安：对演员我最常说，“可以把台词说得一气呵成吗？”
乔·赖特：“美美哒，再来一遍。”
乔治·克鲁尼：“午饭啥时候开呀？”
阿方索·卡隆：“开工！【译注：原文为西班牙语】”以及“还有谁没就位？”
乔斯·韦登（故作烦躁的语气）：“拜托，各位，我才是这整部片子的主导……！”我想让大家怕我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亚历山大·佩恩：对演员我会说：“棒极了，再加快速度。”对剧组工作人员我会说：“这活儿要是简单的话，我直接雇我亲戚来干好不好。”
罗杰·米歇尔：“成吧，需要多久？”
诺兰：“继续。”
斯皮尔伯格：“卡。”“妙极了。”“再来一条！”
埃德加·赖特：“再来一条。”此外，我觉得我的老搭档们可以从我喊“卡”的语气中听出那到底是“太棒了，继续”的意思，或是在说“还是不对”。
苏珊娜·比尔：“假如……”
索菲亚·科波拉：“好的，棒棒的，再来一遍。”
罗伯·马歇尔：“卡，很好。”我觉得要当即给予演员肯定，这很重要。
大卫·芬奇：“他TM的给我闭嘴。”
片场会放音乐么？
斯皮尔伯格：有时候在拍安静的场景时会放。《人工智能》里大卫和他母亲的最后一场戏，我就放了莫里科内的《天堂电影院》。
埃德加·赖特：会啊。有时候音乐能让大家嗨起来！拍《歪小子斯科特对抗全世界》的时候我们经常大声放音乐，拍《世界尽头》的时候演员们的耳机里都在放歌，所以他们才能够走进大门乐队【译注：美国七十年代风靡的乐队】的世界里。我还记得拍帕迪·康斯戴恩思念罗莎曼德·派克特写的时候，手提电脑里就播着TeenageFanclub【译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另类摇滚乐队】的intro呢。给杀青戏配乐也非常好玩，就像是盖棺定论。
乔斯·韦登：想都没想过。除非是在拍摇臂镜头——我可能一边回看一边哼一段儿配乐，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苏珊娜·比尔：从来不放。
阿方索·卡隆：不太经常，但有时为了帮演员尽快入戏，我会在拍某几场戏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音乐。卓别林的片场里以前总有一位小提琴家。我在考虑邀请英格伯特·汉普丁克【译注：德国作曲家】为我的下一部作品演唱。
保罗·格林格拉斯：没有——尽管有一次我四处转悠，弹了快一个小时的吉他，因为当时干活干得太烦了。
罗伯·马歇尔：呃，我拍的大部分电影都是歌舞片，所以比起“开机”我更常说的反而是“再放一遍”。但说真的，在片场放歌真的超赞，它能塑造情绪、节奏和情感。
李安：不放。
斯蒂文·索德伯格：没有音乐。
亚历山大·佩恩：不放，没人有时间倒腾那种玩意儿。
大卫·芬奇：不放。除非是酒吧的戏，我们会放到震耳欲聋，这样演员们才能大声把台词吼出来。
乔治·克鲁尼：不放。
索菲亚·科波拉：当然，我喜欢在片场放音乐。
乔·赖特：经常，几乎一直都有音乐。我都是把声音开到最大，还搞了个小插座，让iPod能连到导演椅上。我觉得通过音乐，可以很直接地与演员和工作人员沟通，尤其是那些在片场外围的工作人员。我也很喜欢在片场跳舞，很有利于放松。
你会给所有工作人员定什么片场规矩么？
大卫·芬奇：我们不是来看戏的，我们是来拍戏的。
诺兰：不能玩手机，不能玩手机，不能玩手机！
罗杰·米歇尔：目光长远，与人为善，不吃午餐，早早收工。
苏珊娜·比尔：不抽烟，不闲聊，通知坏消息时记得保持笑容和幽默感。还有，别抽烟。
罗伯·马歇尔：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不然我为毛待在这儿。
乔治·克鲁尼：只要有好点子就赶快说出来。
李安：我只想要安静和专注。
埃德加·赖特：我有自己的监视器，远离摄影机附近的视讯中心。我不喜欢有人站在我后面说话。所以我大概每隔一个小时都会让副导演赶走我周边那些聊天的人。还有在我的听力范围内不能聊足球谢谢。
乔·赖特：排练的时候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尊重每个人。
保罗·格林格拉斯：有什么说什么。
阿方索·卡隆：任何一个优秀的工作人员都会遵守拍摄中的不成文规定，比如拍戏过程中不得讲话，不要挡住演员的视线等等。但是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一套。我喜欢拍戏时清场，只留下奇沃（摄影导演艾曼纽尔·卢贝兹基）和副导演。并且如果对现场表现满意的话，我也只会把各部门的头儿叫来。
亚历山大·佩恩：没有“规矩”。我又不是英国人。我觉得我可能人太好了……难怪老被人欺负。
史蒂文·索德伯格：不许穿露趾鞋。
重拍最多的一幕有几条？
斯皮尔伯格：《大白鲨》里罗伯特·肖给枪上膛的那一幕我足足拍了50遍。鲨鱼不听话，我只好不停地拍，装作很忙的样子，其实只是避免剧组无聊到抓狂。这是我耍的一个小聪明。
索德伯格：48条。
大卫·芬奇：107条。
乔治·克鲁尼：18条。
诺兰：从不在意这些细节。
埃德加·赖特：我没库布里克那么疯【译注：最多一个镜头拍过148条】，最多二十来条……一般的镜头大概就拍六七条。
亚历山大·佩恩：应该是26条吧。但如果演员、摄影、轨道和摄影助理都在状态的话，我一般也就是四七条（不是麻将），可能偶尔要多拍几条。
罗伯·马歇尔：尽量不超过七八条吧，拍多了反而得不到好镜头了。
阿方索·卡隆：长镜头一般都不太可能拍很多遍。以前我经常一拍就是五十多条，有时候会用第64条，有时候就用第4条。
罗杰·米歇尔：和一般的澳洲板球手一样，很少会上两位数。
李安：一般表演是13条吧，动作戏36条。
苏珊娜·比尔：25吧，我觉得。如果想要得到最好的表演，这还远远不算多。
乔·赖特：大概是37条吧，我也记不清了。除非是技术要求很高的镜头，我一般也就拍个12到16条。
索菲亚·科波拉:我不太记得了，应该没拍过很多条的，因为我们的档期总是很紧。
乔斯·韦登：有个很复杂的镜头我拍过30条，一般对话的戏我很少拍上两位数。
保罗·格林格拉斯：我数学不好，超过10条就不数了。
你一天喝多少杯咖啡？
罗伯·米歇尔：绿茶或者无因咖啡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我是咖啡绝缘体，但每天至少喝一打薄荷茶。
乔·赖特：喝太多了，现在得服用乙型阻滞剂了（一种抗心脏病的药物）我之前的助理是一个咖啡师，她在办公室放了一台咖啡机，这可太危险了。
阿方索·卡隆:我不喝咖啡。早上喝绿茶，下午喝白茶，太多了
乔斯·韦登:以前我只喝茶，然而拍《复联2》时我迷上了咖啡，每天一两杯。我同时也喝茶，茶能喝上一整天。
苏珊娜·比尔:咖啡两三杯，但我喝大量的花草茶，十杯左右。我知道这个习惯比较无聊啦。
保罗·格林格拉斯:比我拍的条数多！
大卫·芬奇：最多三杯，不然就走火入魔了。
李安：两杯。
乔治·克鲁尼：三杯。
罗伯·马歇尔：早上一杯，下午茶时间一杯，永远要加冰。
诺兰：太多了，在拍摄完《失眠症》之后我被迫戒掉咖啡，用茶取代。
索德伯格：我不喝咖啡，我靠胡椒博士（译注：一种碳酸饮料）摄入咖啡因。
佩恩：大概三杯双倍浓缩咖啡
埃德加·赖特：非常多。有一次我一天喝了八杯双倍浓缩咖啡，差点犯心脏病。我想我的助理悄悄地把咖啡换成无因咖啡了，她可不想我死于咖啡因过量啊。
说说你在片场最美好的一天
乔治·克鲁尼：看大卫·斯特雷泽恩在《晚安，好运》片场一镜到底拍一段三页长的独白。
斯皮尔伯格：对我来说，差不多在片场的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
埃德加·赖特：每次我心里想“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工作”而感叹自己有多么幸运的时候。无论是给成百上千的僵尸排戏、做疯狂的特技还是拍音乐MV，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把爱好变成工作。
乔斯·韦登：没法选。如果哪天我能顺利完工，准时让剧组回家，那就挺不错的。如果那天还有人跳舞，我就乐开花了。
阿方索·卡隆：当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而你乐观其成的时候。
罗伯·马歇尔：和演员合作的第一天，特别是我一直仰慕的一位演员。而我很幸运，已经和这么多位合作过了…….
罗杰·米歇尔：拍摄最后一天。
索德伯格：让你提心吊胆的一场很困难的戏，在拍摄时却轻而易举、很快拍完，而且效果还很不错。
苏珊娜·比尔：一场本来很担心的戏拍出来却效果惊人的时候。
乔·赖特：大概是我们拍《赎罪》时，用斯坦尼康摄影机拍摄海滩长镜头的那天。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准备，一直都是乌云密布，但是就在开拍时，太阳从云层下冒出来，一切都有如神助，这要归功于团队付出的巨大心血。我们全都感到了一种真诚的归属感，连一千位Redcar当地社区的、带了家人来野餐的临时演员也不例外。那天，我喊"cut"的时候感到很幸福。
大卫·芬奇：当计划完全变了，而不可思议的事也随之发生时……
亚历山大·佩恩：这听起来有点陈词烂调，抱歉，但即便是片场最糟糕的一天也是最好的一天，远远好过不拍戏的一天。
李安：有很多，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在《断背山》片场，拍恩尼斯拜访杰克家人那场戏的那天。
索菲亚·科波拉：比尔·默瑞在片场的时候。
保罗·格林格拉斯：大概是在《血腥星期天》的片场。我们没钱请临时演员，于是碰了几个月的运气，试图劝说德里市的人们在一个下午出来为我们游行。他们同意了。有几万人。看着他们游行，他们的耐心、庄严和投入都让我知道，这部电影会有一种真实的质感。
诺兰：最后一天。
真实爆炸还是CG？
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100%都是真实爆炸场面。
亚历山大·佩恩：没拍过爆炸戏，不过我有爆发性腹泻，那玩意儿非常、非常真实。还好我有自己的拖车。
埃德加·赖特：来真的。这样拍摄时好玩多了。在拍《热血警探》时我们甚至炸掉了一个微型警察局，而且我还确保自己没有错过引爆的那一刻。太好玩了。
乔斯·韦登：真的就是真的。别的都不真实。除非有安全问题，否则没商量。
索德伯格：目前都是真的。
苏珊娜·比尔：真实爆炸。相当好玩。
罗伯·马歇尔：如果可能的话就来真的，再用CGI加强一下效果。
乔·赖特：真实爆炸，再用CGI加强一下效果。
李安：来真的，偶尔再用CGI增加吸引力。
诺兰：真实爆炸。
乔治·克鲁尼：来真的。
阿方索·卡隆：真实爆炸不仅拍起来更好玩，而且能在片场制造一种氛围，帮到演员，最终成为影片的能量。
大卫·芬奇：我会在现场实拍——但要用CGI增强效果一万次吧。
保罗·格林格拉斯：都有。在现实基础上加强。
索菲亚·科波拉：不认为我拍过爆炸场面。
罗杰·米歇尔：啥？
从其他导演那里收到过最有益的建议是？
索菲亚·科波拉：我父亲曾对我说，“你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像最终样片那样好，但也绝不会像初剪那样坏。”
乔·赖特：“汲取一切经验，做你一切所想。所以当绝佳的机会降临的时刻，你就可以临危不惧，胸有成竹。“这话是西德尼·吕美特说的，虽然并不是对我，我是在他的书里读到的。导演其实都没什么机会和其他导演讲话。
李安：我可不敢当着这么多人说出来。
诺兰：“掀开你的和服【译注：意思是不要吝啬任何信息】”——索德伯格让我不要把自己的拍摄过程藏在摄影棚里。
索德伯格：“把一切都写下来。”
乔治·克鲁尼：“只拍摄你需要的镜头。”
乔斯·韦登：詹姆斯·卡梅隆曾和我说过，“你可以聘用50个顶尖的行业人才，你喜爱、信任和尊敬的人才。但当你们一起看向监控屏的时候——你依然会是唯一一个发现问题所在的人。
罗伯·马歇尔：有位导演曾对我说，“要知道，大家都是为你服务的。”我想表达的和他的意思正好相反。当时他就这么走了，而我对自己说，“恰恰相反：’我是来服务大家的。’”
阿方索·卡隆：非常幸运地，我从其他导演那里得到过很多建议。其中有“管理好你的精力”；“故事，演员，地点”；“坚持真我，不怕失败”；“一个给我，一个给我自己” ；“别吃红色的东西”【译注：《时光倒流未嫁时》中提到红色色素与癌症有关】。
苏珊娜·比尔：我此生收到过最好的建议其实同时也是最坏的一个。当我还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之一曾建议，导演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尝试着融入到团队中，像是卷卷电缆啊打打光什么的。我确实试着这么做了，直到最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来对我说“这些我们来就好，你还是去干自己擅长的事情吧”。老实说有点尴尬，但这条建议还是不错的。
保罗·格林格拉斯：在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之前，我只对纪录片有过工作经验。于是我去拜访罗杰·米歇尔，我大学时的一个老朋友，在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戏剧与电影导演了。他给了我极好的一个建议。他说，“永远不要碰一个演员。”其实他的意思是——不要引领演员。不要禁锢他们。不要事先就规划好他们的方向。相反，你要时时刻刻地聆听他们。让他们引领你，不断试着去弄清他们的本能。因为你的演员们永远是将你引向真实的最佳向导。”
罗杰·米歇尔：“如果你觉得你也许需要拍个特写…那你就绝对需要一个特写。”
埃德加·赖特：约翰·塞尔斯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某某下车的这种镜头绝不要拍两条以上。”但在我亲自收到的建议中，是来自之前提过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最令我倍受鼓舞，上周在拍摄《世界尽头》的时候我给他发了封邮件，他是这样回复的：“祝你最后一周拍摄一切顺利。霸气收官。”看到后的第二天我简直活力四射，满面春风。
大卫·芬奇：斯科塞斯曾经告诉我，“你所欠缺的方面同你擅长的方面一样，都是你风格的一部分…”这话说的实在是太准确了，并且很奇怪地让我十分安心。
为什么你没有干脆选择当一名会计师？
斯皮尔伯格：我永远也当不了会计师。数学课我只拿了D。
大卫·芬奇：对于这种工作来说我不太善于与“人”交往。
乔·赖特：假如我可以成为导演以外的任何人，我大概都不会做导演这一行，但貌似没有别的选择了。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我唯一想做的。
乔斯·韦登：我是个讲故事的人。这是我之为我非常关键的一点。并且我数不了数。
罗伯·马歇尔：太好笑了！我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斯蒂文·索德伯格：数学糟糕透顶。
保罗·格林格拉斯：二加二等于五吗。
苏珊娜·比尔：因为每次看到纳税申报单我的意识都会即刻离家出走。
索菲亚·科波拉：这是无法避免的，我觉得，毕竟我在片场长大。其他东西对我来讲都没那么好玩。
罗杰·米歇尔：现在当还来得及吗？
阿方索·卡隆：职位当时都已经满了。
李安：相比之下拍电影实在是小菜一碟。
乔治·克鲁尼：因为我的数学很差劲。
诺兰：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遇到的算数已经足够满足我的会计野心了。
埃德加·赖特：距离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导演我或许还差个十万八千里，不过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我将会成为最糟糕的一名会计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
亚历山大·佩恩：你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