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有个酒友，是个身高1米85的蒙古大汉。
他每次喝酒必醉，醉了之后就爱抱着人猛亲，Sir就被他亲过好几次。
上周末，他死活要拖着Sir去看一部片。
《犴达罕》
这是一部纪录片。在2013年获得了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
这个电影节曾展映过大陆点击量最高的独立纪录片——《高三》。
这部记录中国福建省一所普通中学高三毕业班真实生活的片，把中国式高考的压抑和希望，完整地呈现出来。
也放过贾樟柯镜头下31分钟的山西大同浮世绘。（《公共场所》）
还有Sir非常喜欢的，张以庆的《幼儿园》，讲述在武汉的一家全日制托儿所里孩子们的生活。
片中有这么一句话：或许那是我们的孩子，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平时很少在剧情片中见到的人，在这些独立纪录片中，都成为主角。
《犴达罕》关注的，是中国东北大兴安岭上的鄂温克族人。
犴达罕，是驼鹿的蒙古语名，它是大兴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威武，敏感，拥有尊严。
但这并不是一部关于动物的片子。
片中聚焦的鄂温克部落，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他们300年前从西伯利迁徙到大兴安岭的西北麓，整个部落目前只有3万多人，以打猎和饲养驯鹿为生。
每年他们都会随着驯鹿的习性多次搬迁，是正宗的游牧民族。
他们狩猎按照“自然时间表”：动物交配期间一律不打，生的小崽，也不打。
2003年因为政府禁猎并投资1200万元实行生态移民，他们被迫搬迁到了山下的定居点，永远失去了猎枪。
远离森林，失去猎枪的鄂温克人深感寂寞，失去了方向。
许多人开始用酗酒排遣心中的郁闷，导致很多鄂温克人在壮年时期，就因过度饮酒早早离世。
《犴达罕》的主人公维加，就是一个鄂温克猎人。
在政府来收枪的那天，维加不愿意交出猎枪，就背着枪满山地跑，直到被警察堵在悬崖边上。
他抱着枪跳了下去，被一棵大树挂住，才保住一条命。
从此以后，酒，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虽然满口粗话，但他敏感，热爱艺术。
在离开森林之后，他十分失落悲伤，经常在酒后用诗和画，来缅怀狩猎的时代。
虽然是纪录片，但因为导演按时间顺序讲了维加生活的三个阶段，所以看起来并不沉闷。
第一部分记录维加被收枪之后，在森林中茫然，漫无目的的生活。
白天，他跟姐姐柳霞以及族人们，都靠劣质的袋装白酒来麻醉自己，喝得烂醉。
晚上就借着油灯和手电筒的灯光，在草纸上画画。
第二部分中，维加和族人们被迁离了森林，搬到了政府给他们安排的二层小别墅里面。
一个海南的女老师倾慕维加写诗作画的才华，把他从大兴安岭，带到了温暖的三亚。
他剪了一个略为齐整的大背头，乍看上去跟城市街头晃悠的普通中年男人差不多。
他的生活看似走上了正轨，画了大量油画。
女老师软磨硬泡逼他戒酒，而且还张罗着教他外语。
然而鄂温克人渴求自由，亲近自然的天性烧炙着他，让他无法完全适应平静的城市生活。
所以在第三部分，维加受不了城市生活，回到了大兴安岭，回归了他闲散，酗酒的山野生活。
在Sir看来，片中被迫从狩猎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北方少数民族，可以说是社会转型中，中国民众的缩影。
人害怕生活中突然的、不受控制的变迁。
但这样的变迁，在如今的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就像《站台》里，文工团出身的县城文艺青年们，面对迎面而来的改革开放浪潮，显得无所适从。
他们只能到处走穴。
最后依然没有追上新时代的风潮，而是各自结婚成家，在家中的沙发上打起瞌睡。
贾樟柯曾说：
崔明亮再也不会去看火车了，他不再会有那股热情了。
社会变化的时候，总有站在浪尖上的人，和没有赶上的人。
《犴达罕》关注的对象虽然小众，边缘，但里面所蕴含的，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不适，迷茫，却是几乎每个中国家庭，往上数三代，一定会有的感受。
写过鄂温克题材的作家迟子建曾这样描述自己看完这部片的感受：
记得我看完纪录片的那一瞬，忍不住泪流。
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商业的侵蚀和一些影视人的自甘堕落，使我们这些年没有看到动人心魄的影像。
导演顾桃曾说，纪录片里的主角维加就像是犴达罕这种动物——孤独，敏感，无处安身。
事实上，这种特质也在顾桃自己的身上体现。
他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爸爸是汉人，妈妈是满人。
小时候，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亲顾德清经常突然失踪，过好几个月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要不头发长得像野人，要不就是没头发，满头伤疤。
而且还会带回很多鹿心血（一种珍贵药材），鹿角，和一大包相片。
顾桃的父亲顾德清
长大以后他才知道，父亲多年来一直在拍鄂温克人的生活，还集结成了一本相册。
顾桃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油画专业，后来去北漂，做过设计，装潢，还自己开过影楼，但是一直没找到方向。
当时的日子过得算是不错。但在局促的城市生活中，来自少数民族的自己总感觉怀着一种卑微感，特别是在艺术表达上，强烈的缺乏个性和自信。
于是他开始酗酒，因为喝醉了才放得开跟别人聊艺术，谈理想。
直到有一年回家，看到老寒腿走不了路的父亲还一直念叨着鄂温克的事，顾桃感觉一阵心酸，决定替父亲去看看。
这一看，就改变了他的人生。
顾桃拍摄的鄂温克族人生活
他到了鄂温克族聚集地，来看他的人挤了一大屋子，都问他“你是顾德清的儿子吗？”“看你这张脸就知道是顾德清的儿子”。
这让他非常有归属感，觉得自己因为父亲的缘故，跟这个地方有了情分。
于是他留了下来，在大兴安岭上和这个狩猎民族朝夕相处，耗费了十年心血，将这个族群的梦想与失落，一一摄进自己的镜头。
正是因为这种情分，让他的纪录片格外生活化、细节化。
他镜头下的鄂温克人，祖祖辈辈与自然融为一体，对大自然有着深深的依恋。
他们不善言语，喜欢用唱歌来表达感情，而且是触景生情，张口就来。
只要喝了酒，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会热情到让你无法招架。
顾桃在拍片的时候，跟鄂温克人同吃同住，甚至成了很好的朋友。
片子中的很多素材，就是他的生活。
他拍“鄂温克三部曲”的第二部《雨果的假期》，就是因为小男孩雨果的妈妈酗酒，又天天想儿子，他怕她喝死了再也见不到儿子，就在假期的时候，把雨果接回来看妈妈。
这部纪录片获得了日本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小川绅介奖。
《生活而已》的导演魏晓波说他的片子：
不猎奇，也不求深刻。如果正巧你的感情也很细腻，而且能够看进去，你会发现每一个镜头充满了感情和诗意，都会让人眼眶湿润。
在鄂温克部落呆了7年，剪出了3部片子之后，顾桃越来越确定，拍纪录片就是这辈子想走的路。
因为开拍之后，他感觉“一下子心里就踏实了”。
虽然顾桃很清楚，在中国做独立纪录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独立，不依托于体制带来政策上的相对自由，同时也伴随着“三没有”——没有技术支撑，没有拍摄经费，没有播出平台。
来自《南都周刊》的一段调查显示：
与拍摄或者拍摄过独立剧情片的导演娄烨、贾樟柯、王小帅、李扬、王超相比较，独立纪录片的导演作为群体显然在经济上要困窘许多。
前者一般居住在北京三环边的太阳园、锦秋之春这一类较高级别的住宅小区，而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聚集地是通县和宋庄一带，住几百元价位的出租房。
顾桃拍片时的“宿舍”
但还是有不少优秀导演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记者出身，后转行拍独立纪录片（《高三》，《差馆》）的导演周浩就说过：
我们就像一群有烟瘾的人，哪怕没钱也不戒，怎么着也能找着烟抽。
拍摄了许多边缘人群（妓女，惯偷，算命先生）的徐童也觉得，能拍出自己想拍出的纪录片，这事儿就值了。
顾桃也曾为纪录片的“不公”待遇苦恼：
我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管他大时代小时代呢，我们记录的就是一个消失的时代。
为什《小时代》可以被几百万人看到，而我们的纪录片却只能被少数人看到。
但说是这么说，说完后，他还在坚持，因为：
自己35岁才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情，这特别重要。
也许吧，不管多少岁，只要能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情，都是幸福。
要是这件事儿还能在他人心中投下小小的涟漪，就更幸福。
那天看完片，灯亮起来，Sir的酒友，一个一米八五的彪形大汉，脸上都是泪。
Sir替他谢谢顾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