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苹，是一个新中国电影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作为“共和国首位女导演”，由她拍摄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勐垅沙》等电影，让家国记忆与情绪经验在一束柔性目光中凝固为永恒，时至今日，她的个体历史已幻化为等待被追溯的影史本身。
在王苹成长的岁月中，1935年尤为特别，不仅因为这是她从影道路的起点，也正在此间，她邂逅了今生最初也是最终的爱情……“匆匆那年”，封存着一个生动、无憾的青春故事。
“娜拉”出走之后：
1935，王苹的“匆匆那年”
编辑／李茹涵 撰文／张丹
南京“潘西”成为出走的“娜拉”
王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
1935年元旦，石头城下的陶陶大戏院门前人潮拥挤，人们在做什么？看戏，看“潘西”！戏，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潘西”则是方言，南京人用这个语汇形容美丽的少女。不过，又有谁会想到，舞台上这个小女孩竟会真的成为“轰动一时的娜拉”。
王苹本名王光珍，是南京兴中门小学的一位教师，因为“爱好戏剧”加入“磨风剧社”。为避免传统回教家庭的反对，她便化名为“王苹”，巧合的是，伴随名字改变而来的，还有命运的彻底转折——此次演出的缘故，校长马式武向社会局以“教学成绩丙等”与“不努力”为名将她革职。
事情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南京新闻界、文艺界，特别是话剧界的轰动，一时间，包括张道藩、孙德中、茅盾、瞿白音在内的一批文化名流的文章风起云涌，被称为“民国廿四年的大事件”与“话剧史上的新资料”，与此同时，身为“自甘堕落的戏子”，王苹与家人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令人叹服的是，仅仅19岁的王苹并不至于不堪重负，在公开于2月3日《新民报》的“自白”中，她承认自己跌入了“万丈深渊”，也由于悲哀与彷徨而哭泣，但，这却绝非仅仅因为个人失业，而是痛心教育事业中人的思想浅薄，竟将戏剧当做“无聊下流的事”，更掷地有声地连连质问——教育和戏剧有什么冲突？为什么小学教员不能演戏？为什么教育家要摧残薄弱的中国戏剧运动？中国剧运何日方有光明之路？并且坚定地表示，自己将永远站在戏剧与人生的舞台上。
一份桐山镇小学的教职工作使她暂时逃离了压抑的现实，不过，小镇生活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瞿白音的消息又使王苹陷入了选择的两难——西北影业公司影片《无限生涯》正选女主角，他希望王苹可以试试。能有机会重返表演道路，王苹心底自然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桐山镇小学师资短缺，况且，她也与孩子们结下至深的师生之情。
西北影业公司用人急迫，王苹并没有太多时间纠结，的确，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选择不需要承担代价，也正是在特定的抉择面前，人才会看清自己心底最难舍弃的执念究竟为何。就这样，王苹带着复杂的情绪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她不会想到远方那片寒冷、匮乏的土地，将会慷慨地赠与她此生至为珍贵的礼物。
1947年，王苹参与了电影《天堂春梦》的演出，与石羽、路明、上官云珠等名噪一时的影星合作。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王苹先乘火车来到北平，安排在此等候并将她接至太原的，正是时任西北影业公司编剧的宋之的。此时的他，已是一位有着左翼剧联以及夏衍领导的左翼影评小组经验，在影剧界崭露头角的作家。当天，两人并没有一见钟情，更不知道看不见的红丝带会将他们结为命运的共同体，反之，还有一段不算快乐的序曲。
瞿白音提前将王苹抵达北平的时间、车次等信息以电报发给宋之的，叮嘱他务必按时前往车站迎接。对王苹而言，这是忐忑不安的初次独自远行，经历了漫长的远途劳顿，她在第三天清晨抵达北平，然而，站台上张望许久，也并未等到前来接站的宋之的。面对完全陌生的城市和形色各异的人群，王苹越发慌张，她不知该往哪儿走，也不知可以向谁求助……所幸的是，忽然记起有人曾给过她宋之的暂住的地址，又急又怕的王苹摸出记有地址的小纸条，鼓起勇气去找，她独自拖着沉重的行李，四处询问，终于，跌跌撞撞找到了宋之的住所。
推开房门，王苹看到一个酣睡中的年轻人，此情此景，让所有累积的恐惧、焦灼、疲惫……一并化为愤怒与委屈顷刻爆发，她大声说道，你太不负责任了，说好去接我，自己竟然还在睡觉！王苹越说越委屈，眼泪止不住地掉落下来。睡梦中惊醒的宋之的被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到了，回过神后，才发现确实是自己错了。他连声道歉，并耐心解释因为夜里写稿太晚，没能醒来。这时，王苹才留意到房间书桌与地板上堆满的废纸团，但她毕竟还是个小女孩，“道理”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累积的情绪仍旧无法平复地哭个不停……此刻，那个敢于挑战家庭、社会权威的“娜拉”像把遭遇的所有委屈，统统发泄在了眼前人身上。
1957年，王苹执导了她的代表作故事片《柳堡的故事》。
这就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它并不浪漫，却恰如两人毕生挚爱的影剧事业，生动而富于戏剧性。
三十年来，第一位下矿井的女性
宋之的将王苹接往太原，沿途的照顾无微不至，抵并后，还细心地将她安排到同为回民的邸力家中，邸力当时叫做伊勒地，是西北影业公司的石寄圃导演在蒙古发现的一位“黛丽娥”风格的姑娘。今天看来，这究竟是宋之的对自己过失的弥补，还是隐约情愫的不自觉流露……恐怕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
就这样，王苹开始了在西北影业公司的生活，这家公司成立于1935年春夏之际，它是阎锡山投资，太原绥靖公署直辖的地方性文化机关。西北影业公司规模虽不大，却作为“西北地区第一粒电影事业的种子”开拓了中国电影制片格局，吕班、蓝马、邸力、田方等后期知名的影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影坛，王苹也正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王苹参与创作了包括《永不消逝的电波》《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在幸而得以保留的西北影业公司自办刊物《西北电影》中，我们仍可看到王苹初来乍到时所写的一篇题为《到西北来及其他》的文章，其中，她娓娓道来自己前来的缘故、眼下遭遇的困境，以及初涉电影工作的憧憬与顾虑：
在幸而得以保留的西北影业公司自办刊物《西北电影》中，我们仍可看到王苹初来乍到时所写的一篇题为《到西北来及其他》的文章，其中，她娓娓道来自己前来的缘故、眼下遭遇的困境，以及初涉电影工作的憧憬与顾虑：
虽说人们整日的在谈着开发西北，可是西北在过去，却很少和我发生联系。我这次不顾一切，告别了我怀念着的故乡，离开了那温暖的家庭，跋涉了几千里的山水云烟，是引起了许多朋友们的惊奇的。
但我这次来到西北，可并不是偶然的事。
回想我在学校的时候，对于戏剧，便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我相继的加入学校剧团和社会剧团。我的舞台生活更使我认识了戏剧的力量。我的认识稳固了我从事戏剧运动的基础，同时也就决定了我终生献身戏剧的志望。
但是在另一方面，阻碍却不断侵袭着我的发展，每次的研习，全遭受到非常的困难。像为了演戏，不融于家庭；为了演戏，失掉了职业；为了演戏，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污蔑和损害。但这些却全不足以威胁我，随了周围束缚的逐渐加重，我的志愿反而更加坚固起来了。
我想，我是幼稚的，是肤浅的。我到西北来，第一是想学习，我希望我能在许多朋友的热望殷情中，许多前辈的指导鼓励下，建树起我自己。其次，我是想摆脱那束缚着我的层层包裹，这包裹已经腐滥了，但过去我却很难把它撕破。
自然，我更庆幸有一个机会来尝试电影工作，因为我对它，是和戏剧有同等的爱好的。但我自己是这样的不行，很担心会损坏了西北的开发，我若能稍有辅益的话，那大致是要自豪一下子的。”
很快，王苹便投入西北影业公司第二部剧情片《无限生涯》的拍摄，这部影片由宋之的编剧，王苹、周彦、田方、蓝马、邸力、吕班主演。1930年代山西，近代工矿业逐步发展，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迅速聚集，此片致力于描绘此语境下的阶级矛盾，表现“各阶层的人物的悲伤、失望、企求，痛苦以及奋斗”，甚至有着“充分暴露了资本家的狰狞面目并肯定了他们的灭亡”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它大胆暴露旧式工业的积弊，在题材上配合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时政。
11月15日，王苹随影片外景队出发，此行目的地是阳泉“保晋煤矿”，吕班已先行到达安排队员住宿等事宜。听说有人来拍电影，一如所有电影初到之处的不平静，当地也掀起了轰动，人们迎接盛事般期盼着，在外景队员们前往旅馆的路上，拥满驻足围观的人群。
摄制组任务繁重，条件也极其艰苦，队员们从住所“福顺旅馆”到外景地往返便须步行二十余里，荒山广漠中还要雇用骆驼载重跋涉……但在矿区，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身体劳顿，而是危机四伏的安全隐患。
1948年，王苹参与演出了电影《关不住的春光》。
12月9日，是剧组入井拍摄的日子。这天，王苹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讶异甚至为难的决定，那就是随队下井。之所以这么说，只因当地有一种说法，女人不可以靠近矿井，更不允许下井，否则，会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当时“保晋煤矿”开办已有三十余年，下矿工人多达五六千人，还从未有女性敢于开此先河。
然而，任凭在场矿友软硬兼施的劝阻，王苹丝毫不为之动摇，就这样，她在所有人惊恐、无奈交织的目光注视下，夹在队伍中进入井底。那里黑暗、潮湿，浑浊的空气中弥漫着无处不在的危险……王苹几次落进污水之中，所幸并无大碍，还顺利完成了拍摄任务。其后，当地“女性不得入井”的说法也不攻自破，这件事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被称为“女性之破题儿第一遭之入坑尝试”。
生活虽艰苦，但年轻人最不缺乏的就是苦中作乐的能力——最爱“耍宝”的应数蓝马，每当空闲时，他就开嗓唱起戏来，不仅会唱，还有“扮装”，以手帕代替水袖，呢帽代替英雄盔，连唱带做，奇趣横生！山西人吕班的一曲《沙陀国》，唱出了地道的地方戏曲韵味，着实令人惊喜。但有“绥远梅兰芳”之称的宋之的便逊色很多，兴致勃发唱的一段《汾河湾》，竟然嗓音嘶哑不成调。
大家不仅喜欢表演才艺，也与所有阳光下的自在少年一样热爱运动。队员们在职工学校运动场举行过一场篮球比赛，曾是南京中学女子篮球队员的王苹担任裁判，比赛分为甲乙两队，但不到一分钟便已有高下之分，为什么呢？乙队的蓝马只求姿势美，宣称自己的动作可媲美世运选手，却并不努力投球，大家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比赛就以极为夸张的比分结束——八十二比零！
电影是王苹的事业，也是她的缅怀
与电影《无限生涯》同步进展的，还有王苹与宋之的的关系，此间，两人成为一对公开的恋人，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事业中的战友。一场戏需要王苹演出激烈争执的状态，这着实让初涉电影表演的她犯难，确实，王苹终日笑脸迎人，这是她性格的自然外化，几次下来，都演得不甚理想。宋之的知悉后，便耐心陪伴在旁，帮她回忆遭遇过的种种可悲、可愤往事，使王苹的情绪得以缓缓累积与良好表现。
1936年春，在邸力、田方等人的撮合下，宋之的正式向王苹求婚，率真的她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于是，两人就在山西举行了婚礼，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的同事们共同见证了这朴素却不失仪式感的时刻，当地报纸还刊出他们结婚的消息。虽没有亲人到场祝福，甚至没有机会征得他们的同意，这天却依旧是两人生命中最为闪亮的日子。
1974年，王苹参与制作了电影《闪闪的红星》。
新婚的王苹和宋之的没有浪漫的蜜月之旅，但比这更令人兴奋的，莫过于西北影业公司话剧的公演。五部话剧分别是宋之的导演的《罪犯》和独幕剧《小偷》，后者正由王苹主演，此外，还有周彦导演的《月亮上升》《一致》以及吕班导演的《醉了》。此次演出从演员阵容、剧作品质到布景道具有相当的规格，媒体称此“集全国知名戏剧家于一堂，创太原市戏剧史之新纪录”，准备在山西大戏院上演，票价定为四角五分、二角五分、一角五分三种。
遗憾的是，这种喜悦并未持续太久，现实如汹涌而至的潮汐，将每个游弋艺术理想的西北影人无情地抛回海岸。毋庸置疑，他们将地方戏剧托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却并未收到良好上座效果，难怪，在这片艺术营养匮乏的土地之上，人们还没有花钱看话剧的意识，另外，他们的票价确实过高，据说当时最好的电影才卖三角。“西北剧社”的张艾丁先生回忆道，由于票价缘故，第一场演出上座就很差——剧场内只有少数观众，十分冷清，演了两场就不得不收场，先前公演一周的合同取消，但院租却要照付。此次话剧演出，将剧场租金、印刷费、广告费等加在一起，共赔了四百多元，并且新制的布景、道具、服装等还没有计算在内。经理温松康非常焦虑，他说：“我们是搞电影的，虽并不指望演话剧赚钱，但也不希望演话剧赔钱呀！如果‘阎总司令’追问起来，我将何以对答呢？”此次话剧公演最严重后果，便是直接造成西北影业公司由于经费匮乏而停顿。
就这样，王苹与宋之的离开了山西，告别了他们爱与梦开始的地方。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们成为对方生命中的坚固支点与温暖堡垒，哪怕死亡袭击，爱也不曾离席地蔓延于往后的时光，王苹因之溃不成军，也因之获得重建的意志……她将余生岁月用来抚育他们的四个孩子、延续两人共同的理想——作为共和国首位女导演，电影是她的事业，也是她的缅怀。
匆匆那年，“娜拉”出走了，她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影响了电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