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的洱海边的一艘游轮上，正在举办两年一度的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
这个比较长的会议名称是二十五年前，香港还没有回归的时候，由黄建新等一批电影人议定的。随着华语电影的合流，这个会议实际上是有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导演参与的，这次也不例外，而且与会的青年导演多了很多。
有很多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
呼吁建立分级制度，只不过这次是由香港青年导演翁子光提出，他的《踏血寻梅》只能以网络资源的方式与大陆观众见面。谈及分级他表示：“并不是每一部影片都适合所有的人群观影”，分级制度是电影未来的趋势，并表达了迫切希望电影分级制度尽快建立的愿望。
促进电影类型多元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议题，一方面是狠抓类型片，近年来以监制身份打造了不少华语大片的黄建新认为“套路很有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片的难处和出路，导演程耳则说，他希望每个新人导演都能在现实大环境下，尽自己的努力、坚持自己的审美一以贯之，让每部作品都在自己的审美和价值维度里。前不久，他的口碑佳作《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内地上映，仅获得1.2亿票房。
扶植青年导演的成长，《心迷宫》导演忻钰坤谈了剧组其他工种的专业性，而执导了《一念无明》黄进则感谢了香港老电影人对他的提携。台湾新导演蔡银娟则坦承了台湾电影资金的相对匮乏。
但还有很多问题，是经过这两年电影市场大浪打磨后越发尖锐的。
随着各行各业的热钱都来到了电影业，“资本绑架电影创作”一直是导演们讨论的话题。黄建新认为，这两年已经初步实现了专业创作与资本控制的相对均势，可管虎却在创作的过程中发现，仍有些人跟他说“电影感不重要”，还有财力雄厚的投资方宣称有资源谁都可以做导演。
近年来并没有导演作品面世的张建亚，提起了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并表示“张艺谋能够拿到大资金制作大项目，把中国大片带到海外市场，是中国电影的幸事”。
他还认为，多数导演找资本的过程都非常辛苦，“导演们不要相互拆台，尤其‘烂片’二字不要轻易出口，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和氛围。”
部分发言（文字实录来自微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
黄建新以翔实的数据、专业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为在座同行们分析了2016年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放映场次、上映片量及平均票价，他认为虽然表面上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增长速度低于放映场次的增长，但这其实是把2015年的虚假繁荣、产业泡沫挤掉之后的真实市场反应，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肯定是积极、有利的；中国电影导演创作在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在两届研讨会之间也就是经过了2015和2016年这两年，初步实现了专业创作与资本控制的相对均势；如果在能源价格上涨、传统产业回暖的大环境下，电影产业的资本投入有可能出现相对缩减，产业发展不可能永远受到热钱追捧，在今后的产业发展中不要排斥和抵制资本，而是要和资本良性互动。
管虎导演则对产业飞速发展、市场高度繁荣、资本大量涌入的现状下的一些行业乱象表达了他的忧虑。管虎说，一些盲目自大的资本和不够专业的人迅速涌入导致了一些令他无法认同的乱象，比如他特别无法忍受居然有些人认为在一部作品中“电影感不重要”，还有财力雄厚的投资方公开宣称“导演不需要童子功”，觉得只要有资源谁都可以做导演，这对整个市场的导向是非常不对的，对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会是一种伤害。
黄建新导演以自己监制的2016年现象级作品《湄公河行动》为例指出，普通观众的观影需求同专业导演的电影创作是会有一定差别的，电影作为供人鉴赏的艺术品，本身也具有消费价值，想让更多人走进电影院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要敢于尝试各种方法，拍出更多能令广大观众满意的作品。黄建新指出，类型片的创作有着一定的模式，在制作上有着丰富的类型经验基础，可以用现在的流行语概括为“全是套路”，但这些套路非常有价值，经过了市场验证，导演更多是用不同的具体情节、演员表演和服化道设计等来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精彩，同样的观众喜好也会各有差别，要征服所有的观众非常不容易。他举例说，自己曾经带着一位青年导演去观摩学习《萨利机长》和《血战钢锯岭》，这位青年导演特别喜欢《血战钢锯岭》，看完后兴奋得睡不着觉，看《萨利机长》的时候都睡着了，但他自己更就喜欢《萨利机长》。
张建亚导演则对导演协会及李少红会长把活动办得如此有声有色表示感谢，指出对多数导演而言在电影创作中找资本拉赞助的过程都非常辛苦，特别希望导演同行之间要相互尊重、鼓励，互相帮衬。张建亚说，作为电影行业的精英，诸位导演应该合力建设好的电影行业体系和电影伦理道德；任何电影作品的创作都是很多人付出的心血，来之不易，之前有人跟他当面质疑“为什么张艺谋要拍《长城》这样的电影”，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中国电影产业要得到大的发展，一定要有人拍商业大片，张艺谋能够拿到大资金制作大项目，把中国大片带到海外市场，是中国电影的幸事，大家应该支持鼓励。“谁不想拍长城，给你一个亿美金你拍不拍？谁都想拍大片，但不是谁都有这个机会，不要只会拍文艺片，瞧不起商业片，商业片并不好拍！”张建亚说，真正好的文艺片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而不是没人看、不好看、把商业片拍砸了就叫文艺片；同样，很多拍得好的商业片也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导演们自己就不要把文艺片和商业片对立起来，导演们不要相互拆台，尤其“烂片”二字不要轻易出口，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和氛围。
《心迷宫》导演忻钰坤认为，目前影响作品质量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制作团队的专业性。一部电影除了导演和监制、制片人等核心岗位外，整个制作团队的专业性也非常重要，剧组里所有人都要对作品的品质共同肩负起责任。他非常认同冯小刚导演关于电影界也需要“蓝翔技校”的观点，因为具体的执行团队或者个人都有可能在电影拍摄中因为不专业而导致整个摄制工作遇到问题，类似于全剧组因为一件关键道具的缺失而停工等候的现象在现实中并不鲜见。
《踏血寻梅》导演翁子光在今天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他说：“并不是每一部影片都适合所有的人群观影”，分级制度是电影未来的趋势，并表达了迫切希望电影分级制度尽快建立的愿望。
香港的青年导演黄进提到了他参加杜琪峰导演举办的短片电影比赛的不易，很感谢老一辈的导演艺术家对剧本和编剧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资金上的帮助，非常感谢曾志伟老师一直以来对香港电影的默默付出。
青年导演张琦说：“不能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和评价其他导演的片子，然后就断言片子的好坏”。忻钰坤导演说好的制作团队，对电影的帮助会很大，中国电影行业还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范化。郭帆导演说：“神幻电影是未来电影的主战场”，在严苛的审查制度之下还是会出现一些反应社会写实的电影出现，并且收到的评价也 很乐观。
程耳导演回顾自己的创作思路，进学院之初就已形成，之后的经历都是不断固化的过程。他的思路得益于80年代相对充满上进心的文化氛围。电影是无法脱离社会文化单独生存的，希望每个新人导演都能在现实大环境下，尽自己的努力、坚持自己的审美一以贯之，让每部作品都在自己的审美和价值维度里。
李杨导演明确表示电影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不能否认他的商业性质，同时也不能否认电影能够体现出的社会人文关怀和想要表达的东西。导演把每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故事交代清楚才是一部好片应该具备的前提。
吴思远导演则对中国电影的多元化提出期望。他认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电影观众来说，观众群体的基数非常大，任何类型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支持者都能够生存。电影类型应该多元化，层次更丰富，而不是流于表面、单纯追求视觉效果。他以《血战钢锯岭》为例分析，该片虽然场面激烈视效震撼，但能够让人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人性善良的一面，让人反思，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反战电影。这种层次丰富的表达值得中国类型片学习，因为一部电影并不仅仅是带给观众娱乐消遣，还能反映现实的社会问题。作为业界前辈，吴思远希望青年导演能敢想敢做，把我们的中国电影拍得好看，这个好看的含义包括娱乐性和思想性，让电影更有分量，拍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电影。
何平导演也针对艺术电影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艺术电影的处境相对比较困难，社会关注度和制作成本相对比较低，也很难有比较好的宣传渠道。何平导演希望有更多人给艺术电影站台说话，电影导演不要被资本绑架，要尽量拍出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尤其是老导演要继续拍电影，把自己积累的创作拍摄电影的经验、精华传承给年轻的导演。
张婉婷导演则认为，电影艺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等到经过时间考验后还很有价值的电影，值得后人学习评价的，才可以称之为艺术。她提出必须要努力建设艺术院线，鼓励导演们努力拍摄有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不一定需要依靠高昂的制作成本，有时候降低成本不必然会影响作品质量，“很多时候钱没有办法给你带来自由”。
台湾青年导演主要提到制作电影没有足够资金。导演蔡银娟说：“台湾电影辅助金制度给予的协助不超整体制作成本的50%，剩余的制作成本对于制作人来说也是一 大挑战。”导演吴震亚提到去年的台湾电影仅一部收回了成本，致使导演的制作压力很大。她同时希望台湾电影类型能像大陆电影一样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