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连续4年平均增速30%以上，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速骤然放缓：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457.12亿元，同比增长3.73%；距年初600亿元目标差距不小。而2016年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3.72亿，同比增长8.89%；全国新增影院1612家，新增银幕9552块。银幕总数已达41179块，成为世界上电影银幕最多的国家。
观影群体扩大，院线资源增加，但持续高速增长的票房却急刹车。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一些缺乏监管的影院大量偷票房，导致2016年票房增长仅3.22%，实际中国电影仍处在一个良性的上升期，而内容制作者却为此背上了‘优质内容’缺乏的责任。”
票房造假果真如此厉害，导致一个潜力优质的市场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电影内容生产和制作、运营和市场本身是否存在问题？电影市场应如何反思？新文化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多位文艺界别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对于电影市场的数据和表现有各自的看法。
是见顶走低？还是自我调整？
权威数据显示，2014中国票房296亿元，2015年全年电影票房为440.69亿元，同比增幅高达48%，而2016年仅增长了17亿元。在944部电影作品里，故事影片数量和影片总数量增速均高于票房增速。而在84部票房过亿元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只有43部。多角度数据都显示了2016年中国电影的“疲软”，然而委员们对此却有不同观点。
最乐观的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陈凯歌，在接受新文化记者采访时，陈凯歌表示，“电影市场起起落落很正常，总是有高有低，不可能是一直保持上升趋势的。专注做好中国电影，今年的票房应该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同为导演的全国政协委员，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雷献禾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态度是批评更多，“中国电影票房，我觉得在前几年已经看不懂了，由于各项资本的仓皇涌入，造成电影拍摄制作出现很多非常规现象———虚假票房、IP的盛行、明星价格虚高等等，这些问题对电影的危害，陆续开始显现出来。当票房以30%甚至40%速度增长时，大伙欢欣鼓舞，现在突然慢下来，大伙内心非常紧张，以为见顶了，中国电影会不会从此往下坡走了？还是会继续冲刺？”
还有更冷静的一种观点认为，票房增速的回落实际上是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但也应该重视问题的存在。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军旅作家刘星说，“电影市场本身有规律，也有自动调节的问题，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高点也好、低点也好，都是相对而言。我个人的看法，去年的电影市场，是属于自我调整的必然结构。比方说，在题材的选择上，警醒大家该调整了，现有题材不能满足所有观众的精神需要，魔幻的、穿越的、半神话的，太多了是不行的，那么反过来，大家一股风都在做这个的时候，必然带来转弯时候的慢速。对电影的发展来讲，一点也不要大惊小怪。无论是作者、制片方、发行方、电影院，乃至观众，都应该要冷静的对待。”
虚报瞒报票房已经有法可依
对于2016年的电影票房，数据造假、幽灵场等问题被钉上“耻辱柱”。来自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有47家影院被曝光违规，这些影院涉及全国15个省、35个城市、28家院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对此颇为感概，“不能把影院当作卖货的柜台，电影不是简单的商品、宣传品，是精神产品。中央反对唯票房论是非常正确的，每年报的数据也不准确。”票房的数据，不是衡量影片好坏的标尺，“因为都是自己垄断柜台”。一定要强化影片艺术审美对人的熏陶教育。“电影产业促进法对于打击票房偷瞒漏假的问题确定了条文，未来，票房造假的问题是有法可依的。”
对于电影票房的造假行为，雷献禾委员认为，电影电视剧行业，是市场化最充分的，政府调控很少，总体来说是自由的。
“市场化行业要由市场来决定它未来的方向，毕竟文化跟卖东西不一样，有些东西具有商品属性，没有文化属性，没有道德属性，文艺作品文化产品是有道德属性的，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中国老百姓还有他内心接受的标准，生活规律习惯、欣赏习惯，还是在固守血液里。”
据悉，于2017年3月1日实施的《电影产业促进法》首次将偷票房定性违法，“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等有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行为，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而这方面违规行为特别严重的，将被“吊销许可证，吊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该项业务”。
未来继续增长引擎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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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票房增速问题的思考恐怕还要从导演、编剧、演员、投资方等等制作生产环节寻找问题。文艺界别的委员们对此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反思。
雷献禾委员说，“我们在反思，中国电影究竟该怎么走才是正轨，良性速度应该多快？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有更高的发展期，（去年的放缓）只不过是一个缓冲、积淀和积累，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电影银幕在增长，我们的观众群在增长，很多年长者也进了电影院，以前做片的方式是专门为‘90后’‘00后’拍，这部分人到顶峰了。现在我们得琢磨怎么留得住逐渐变老的观众，怎么迎合继续增长的人群？”雷献禾委员认为，二三线城市以及农村乡镇，还有很大的余地，“观影群体在扩大，相应的题材和制作方式应该适应更广大人群。不光是一两个明星，要讲故事，制作方式上是不是要容纳那么多科技？要沉下心来，去掉浮躁心理，扎实前行，电影会有更大飞跃。”
对此，刘星委员表示认同，他的思考总结起来就是，“坚持艺术为王，不随波逐流，文艺工作者要有定力，来源于自身的修炼，来源于对社会的认识。当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时候，你的作品一定要直入人心。传播正能量，为群众带来愉悦的同时，也带来励志，加强对正面人物的认识，这些东西是会一点点被大家接受的。比如，爱国题材很容易触动人的内心。”
关于爱国题材的电影，王兴东委员说，去年，他执笔的《黄克功案件》在网络上得到了相当好的反馈，但实际上这部2014年12月份上线的电影却没能在影院博得黄金排片的机会。“我的微博上，200多条评论都在问影片什么时候能够在影院上映，还有的网友说，我们欠了王凯一张电影票。”王兴东委员觉得，“这样的好口碑的电影进不了电影院，是中国电影行业浮躁之气的最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