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电影编剧袁锦麟
金牌电影编剧袁锦麟
金牌电影编剧袁锦麟
金牌电影编剧袁锦麟
或许银幕前的你从没注意过，《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保持通话》这些曾热映的香港地区电影以及2015年内地最高票房电影《捉妖记》，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编剧袁锦麟。
2013年由袁锦麟导演的总票房超过3亿元的电影《风暴》，获得第十二届华鼎奖华语十佳影片奖并入围底三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剪接奖和最佳动作设计奖等四项奖。 当我们认识他时，他已经不只是个编剧了。在监制丶编剧《捉妖记》和导演《风暴》之前，袁锦麟已经是香港警匪片金牌编剧：写过陈木胜的《双雄》丶《宝贝计划》丶《保持通话》丶《新警察故事》等等。
他写作方式很“自绝於人”，听一听老板要做的题材，不收取任何定金，先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第一稿——可能和老板聊的完全不同也没关系。对方验货的时候：收，就签约；不要，就算了。
这种极有个性的做事方式，与袁锦麟外表谦和的文人气质有极大的反差。尽管他从副导演丶制片开始，做至广告片导演，但所有的力量都在2013年才集体爆发。先是导演处女作《风暴》问世，以3.3亿的成绩，敲碎了华语警匪片的票房天花板。继而，他监制的《捉妖记》在面临了柯震东换角风波後如哀兵必胜，摘走《速度与激情7》在内地留下的24.24亿的票房皇冠。
从编剧转型向导演和监制，袁锦麟的两年“三级跳”每一步都走得漂亮。
金牌编剧 - “我相信写得好就一定可以卖给人。”
好莱坞的剧本开发分两大类：编剧受制片人雇佣创作；或编剧主动进行剧本创作，向制片公司兜售，後者被称为投机剧本（Speculative Script）。袁锦麟对自己剧本的经营方式，很像这两种的结合，因为和老板们所聊的改动幅度极大，有的时候是全盘推翻。
“我写张艾嘉的《想飞》时，从她身上学会剧本从心出发，也学会任性自由的写上自己的第一稿。陈木胜把我带入商业电影世界，大部份电影他自己都会有个大概故事，但第一稿也不管我。像《新警察故事》原来聊的是丹泽尔.华盛顿的《震撼教育》，写出来是另一样东西，他也一样照用。《宝贝计划》是和陈木胜丶成龙一起聊其他故事，我想男性观众成龙多得很，若要把女性观众多拉进来，需要从题材下手，所以写几个坏蛋救宝宝的故事。”袁锦麟如是说。
“电影最後的成果属於很多人，但第一稿应该属於编剧。所以我写第一稿的时候谁都不要碰我。及至我和江老板合作时更进一步，他邀我写剧本，我先不收钱，就要创作自由。我相信写得好就可以卖，就算写完了江老板不喜欢，我也有信心卖给别人。这样的方式我替他写了一个叫《复仇》的剧本，大家十分锺爱，连大牌演员也答应了。预算一打，以当年来说成本很高，也就拖住。但双方建立了互信，江老板再邀约下一部，写出来的结果是…成本更高，也成了後来的《捉妖记》。”
袁锦麟口中的江老板，江志强，是现今华语世界里最杰出的制片家，李安丶张艺谋等大导演作品的海外发行人——及最好的新导演推手：近年来，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梁乐民丶陆剑青的《寒战》，乃至袁锦麟的《风暴》丶许诚毅的《捉妖记》都出自他麾下。对剧本的要求极为严苛。
江老板和所有的老板们一样，不会花了钱，就让你一稿过的，买个西瓜还得多拍两下再掏钱呢。所以制片家的“稿数越多，越有诚意”与编剧的“越是烂片，稿数越多”（《亲爱的》编剧张冀语）有先天矛盾。可是，袁锦麟写的《捉妖记》却有一个最终稿和第一稿很像的“神话”。导演许诚毅曾说，在第一稿里，“男人生妖丶天师捉妖丶竹高胖萤唱歌解锁丶胡巴嘴巴吐子弹”等这些好桥段早就有了。後面几稿的改变，主要是因应制作条件的小修小改。
导演《风暴》- “当贼就要当个大的。要麽不干，干就要狠”
为他人作嫁衣多了，“《风暴》的剧本是一心写给自己当导演的。”
其实剧本最先交给张家振(吴宇森的拍档监制)过目的，但江老板两天就看完了剧本，一句话就要了。这点袁锦麟一直表示对张家振十分抱歉，也不忘他的厚爱。2013年，电影以3.3亿的成绩冲上华语警匪类型片的刀尖。
评价这部电影，也不仅仅是票房这单一的衡量标准，还有创作者突破这个类型核心场面的决心——在袁锦麟之前，警匪类型片的动作场景因为城市安全等因素，“都是在闹市区拍两分钟，就跑到郊区或者一个仓库去了。”正因为这样的限制，所以“跳天台丶下水道追击丶楼梯肉搏丶仓库决战”是香港警匪片的标配丶特色以及俗桥了。
而《风暴》的打，是从半山打到中环，一口气贯穿雪厂街丶云咸街丶毕打街丶皇后大道中等核心区域，最後把中环给炸没了，大块的陆地凹陷，把原本简单的警匪对抗拍得像香港末日。毕打街不能封路枪战及爆炸，剧组就在启德机场搭建1：1大小的实景，结合绿幕拍摄，这应该是近年香港搭建现代都市街景中最长的一条。这些高难度的制作，除了袁锦麟口中感谢动作导演钱嘉乐对於都市动作戏的熟稔外，就要得益於袁导早年在徐克电影工作室的新视觉特效公司担任经理的经验。
“无论是《风暴》还是《捉妖记》，都在构思时想过利用特效表现剧本，也顾及实际的可行性。”这是袁锦麟拥有特效经验的相对优势。
《风暴》开始时是两三千万的一个戏，讲的是警匪的人性和爱情故事，後来因为包括商业等等因素，开拍前夕大幅改动剧本，最後还没定稿便开拍了。原本两个男主人公各自的爱情线，也没片幅展现。“作为一个编剧，有遗憾，但作为导演，很感激有这个机会去掌控大场面和应对不断转变的环境。”袁锦麟也在追加投资，加大商业要求的压力下，从匪徒角色中领会过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当贼就要当大的。要麽不干，干就要狠!” 一个“狠”字，中环注定被没了。
监制《捉妖记》 江老板希望他做的，是斯皮尔伯格那种监制。
江老板叫袁锦麟联合监制《捉妖记》的同时，也力邀他自立门户，监制多几部电影。江老板的两个终极宏愿人人都知：建艺术影院，以及多培养几个像他自己这样的好监制。实现前者，他已经把亏钱了十几年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从香港开到了全国，还像托孤一样，准备等退休了就把moma送给金牌监制陈国富。监制培养方面，袁锦麟是他一个目标对象。
好莱坞是制片人中心制，但香港不是。好莱坞制片人也分几种，有的不管创作就管拉投资。江老板希望他做的是抓创作。
监制是更香港的称呼，好莱坞的制片人的署名，大约分成“Producedby”丶“Executive Producer”丶“Createdby”，对应在国内——职能和权力大小上下有出入丶不全对得上，大约就是韩三平丶江老板和陈国富，象征着权力丶钱和创作力。而有创作力的监制是最缺乏的，江老板希望袁锦麟去做的就是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捉妖记》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导演两年才拍一部戏，监制一年可以拍两部。”袁锦麟笑着说下去。“但像《捉妖记》这样的规模就不可以了。”
《捉妖记》的铁三角 “第一个进来，最後一个离开。”
江老板，许诚毅和袁锦麟，组成《捉妖记》的铁三角。後者背着故事丶编剧丶监制三个头衔，其实并不轻松。
《捉妖记》缘起在《画皮》上画後，江老板想拍聊斋，找袁锦麟聊书生上京赴考遇鬼魅一类的故事。及後与许诚毅会面，聊了妖的多种造型可能。谈了两三次，许导便回美国梦工场赶他的“史莱克”外传。
寂静了几个月，袁锦麟把第一稿交出来，就变成现在天师怀上妖胎又捉妖的故事。正如袁锦麟在《风暴》上映接受访问时所说，他“喜欢尽量在剧本里把镜头，声效，甚至音乐都写进去。”这次更多做一步，文字以外还附上各种怪异生物，古代文物等资料，成了“图文并茂”的第一稿，为要让大家了解他描绘的世界。
江老板喜欢把剧本交人问意见，回馈的反应一致热烈。但一个有丰富实际经验的监制坦言，这部电影一定搅不出来。江老板用这句话刺激许诚毅加倍的努力，也引诱了袁锦麟兼任监制。那时候其他监制策划制片等还没进来，於是他负责联络特效公司丶找美国的人物造型设计师丶声效设计师和概念图设计师等等加入他们的创作行列，一起开始了早期设计和试拍的工作。
正片拍摄的时候，好莱坞出身的许诚毅，让袁锦麟十分欣赏。“其他导演因应现场变化，通常自己改了剧本就算。许诚毅却会打长途电话来，只为问一句对白怎样改。”好莱坞明晰的分工，让每个职位的专业性都能受到尊重。
《捉妖记》後来因为柯震东事件，需要换角重拍。汤唯和姚晨的角色本来就有，但现在换了这麽有分量的演员演出，剧本相对又要作出调整。剪片後，江老板又特别重视别人的意见，因此看片，开会，提意见，成了不断重复的工作。最後配好国语对白，许导已经开始忙着宣传。於是重新写广东话对白，以至监录广东话版配音的工作又交了给他。袁锦麟笑着说，“《捉妖记》第一个进来，最後一个离开。象徵完满结局。”
“大片的大，应该是想象丶创意和内涵的大，而不止於规模。”
“下一个计划是自编自导一部现代动作片，答应人家很久了。”袁锦麟谈到未来，“中国市场刚刚起步，不同的类型片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很多人说大片，我觉得大片的大，应该是想象丶创意和内涵的大，而不止於规模。这个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必须比别人想深一些。我想多花几年时间来学习丶钻研类型，然後回到简单的人性故事上。也希望有机会学习当个好监制。”
附稿：《捉妖记》创作谈
胡巴源於一天我坐在一个熟悉的咖啡厅，百思不得灵感时，桌下不知怎的来了一只从没在那里出现过的小猫，一直黏着我脚边在转，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猫怀孕的事。我家猫很能生，每胎都有五六个宝宝，不可能每个都养下来，所以在小猫戒奶後，我要在它眼前把小猫拿走送人。每次它都会挡在我面前，绕着我的脚在叫。它应该明白一切只是徒然，而每一两年它都要重覆经历同样的痛苦。这只在咖啡厅出现的小猫，让我代入了猫的心思，也因此写下了人怀上妖胎，生下来，送走，最後把它救回的故事。《捉妖记》，或许只是作者对家猫的自我救赎吧。
我对妖的想法也是小时候建立的观念。我一方面怕鬼，一方面又喜欢挑战，中学时学校旁的山边闹鬼，和同学组成捉鬼敢死队，穿着校服，拿着手电筒木棍皮带上山探坟，惊呼惨叫一轮，结果只找到一头野猪。无知让人恐惧。这种“其实是罕见动物”的概念最终也成了《捉妖记》里面妖的基础设定。——袁锦麟
文章出处：《时尚芭莎》一月下
